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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强曾任西南师大地理系讲师，著有《国土法概论》等学术著作，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土规划和整治的科研工作。近年来先后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论文数百万字，其中有５项分获国家、省、市学术团体奖励。近日，他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中，谈了对我国《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看法。 我国于去年６月中旬启动《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国土资源部成立了《土地管理法》修改起草小组。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指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两法”（《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法》）修改工作对促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两法”修改是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重大决策的重要措施，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提高国土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证能力的根本保障，是进一步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的迫切需要。 艾强认为，根据多年的实践，这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重点解决四个问题： 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农民土地的阶段所有权问题。他说，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从来都是国家的，这在西方国家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西方国家实行土地阶段所有权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土地长期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但土地承包经营把土地一块一块划分到户，不能形成集约化经营，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造。尤其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支配权实际上是在乡镇干部手里，农民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是使用权人。而土地又是和农民的生存权连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农民的生存权跟使用权结合而不是和所有权结合。与自己生存权连在一起的土地被征用时，农民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无可奈何，导致农民离土又离乡，生活没保障，甚至生存也成了问题。我国土地法制的不完善，最大的问题就在集体土地上，这些年，大量征地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个问题应该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得到解决。 ２．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土地收益上的利益分配问题，在土地管理上的权利分割、职权范围、利益分配等要明确，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国查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５６．８万件。土地违法犯罪案件得不到根本遏制，直接原因是利益驱动。我国土地管理法经过两次修改，但没有大的突破，在土地收益问题上，国家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配，各有不同的利益。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向中央政府准确上报土地信息，不少地方对地价也是尽量不报或少报，这就导致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很难掌握到全面、真实的土地基本信息和动态变化。地方政府在参与城市规划、制定土地政策时，往往首先想到本地区的利益，把土地资源变成最大的一块肥肉来分享；有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利用开发园区把全部土地都瓜分光，以至于国家项目无地可征；还有的利用开发区立项征地，然后再分批给房地产公司搞经营性开发。去年岁末，中央政府拟出台一项政策，在全国实行省级以下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以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宏观调控，此举具有积极意义。 ３．如何保障被征地者的利益问题，这是一个综合保障问题。据统计，７年来全国近亿亩耕地被征用，有４０００多万农民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因此，如何确保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利益问题，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土地管理法》应当对此做出规定。 ４．关于土地上的附着物拆迁问题，不能搞强制性拆迁，包括房地产开发商拆迁，都要取得土地使用权人和房产所有者的同意。过去，大部分都是被强制拆迁了，有的只给很少一点补偿，很不公平。这次修改宪法中加上了征地补偿的条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使征地补偿在国家最高大法上有了法律保障，在《土地管理法》修改中应该得到具体充分的体现。 艾强认为，《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形成一个常规性的、公开透明的听证制度，要坚持开门立法。修法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要更宽泛一些，要及时吸收各方面研究的有益成果，公开征集修改建议乃至修改版本，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的咨询作用。《土地管理法》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要集思广益，全社会都来参与。征集意见的方式，可以通过听证会，网上发布初稿，组成由房地产开发商、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干部、土地管理一线人员和农村干部、农民代表等参加的智囊团，见面会等形式，社会各界、新闻媒体都可以参加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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