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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征地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相关文章相继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提出的改革意见主要是：限制征地权限，缩小征地范围，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外的建设用地不应采取征用手段，而应走向市场化，国家不能滥用公共利益征地权，对市郊农民的土地应比照附近的城市土地价格予以购买等，简单的说就是征地应该市场化。由于上述观点中有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所以能够赢得很多的支持。笔者对改革并不是持一概反对的意见，但是，作为一名基层国土管理工作者，很有必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征地市场化影响城市建设 目前，对征地制度改革提出的主要论点就是：对城市郊区土地依据城市相邻国有土地价格进行收购，不能进行带有强制力的征用。对此，笔者提出如下意见。 一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我们国家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为实施城市化和工业化而进行的征地行为也应属国家公共利益，不属于滥用国家公共权力。 二是城市建设资金绝大多数是来自土地的出让收入，也就是征地(含国家规费)和卖地的差价，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珠海等城市就是用土地出让的纯收益来进行城市建设，然后实现滚动开发，形成以土地换资金，用资金搞建设，以建设促进土地升值的良性循环。如果把这部分土地差价也当作地价交给农民的话，那么城市建设势必面临资金问题。或者城市政府又在该价格上加上附加的城市建设资金来进行出让，形成高价征地、再加价卖地、然后又按加价后的价格征地、再加价卖地的恶性循环，使土地价格违背价值规律而暴涨。这样，必将使城市建设无法进行。 征地市场化有违公平原则 按照市场化原则征地，那么征用城市郊区的同样用途的土地比征用偏远山区的土地的价格要高得多。对此，笔者认为有违公平原则： ——同样是农民集体土地，同样是作为农业生产用地，为什么征用城市郊区的土地价格要比其他地方的价格高出许多?当城市周边土地成为建设用地时，地价较高，主要原因是国家对所在地域的经济投入引起的，它的实质是国家对特定区域建设投入后引起的农用地增值。简单地按区位条件区分土地收益，把级差收益全部补偿给当地农民，有失公正与公平。 ——从实际上来看，由于国家投资建设的项目选择在城市郊区，本身就对当地农村的发展带来的极大的机遇，国家投入资金建设城市使当地农民在就业、经商等方面得到了很多的实惠。笔者所在的城市曾经对一个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过一次调查，该村80％的农民生活条件要高于当地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而边远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条件本身较差，如果再按照市场化原则征用土地，必定会造成他们的不满。 ——城市附近的农民本身参与农业生产的就相当少，据笔者调查了解，城市周边农民大多从事经商和外出打工，农业生产50％是由外地农民来进行，大部分收入是副业收入，他们相对边远地区农民而言对土地的依赖性是不大的，而如果在征地时他们却享受到超过边远地区农民许多的补偿，这也是有失公允的。 征地市场化缺乏可操作性 征地市场化说穿了就是一种改征地为购地的行为，缺乏“征”的强制手段，那么只能由双方协商谈妥价格，基于当地农民的认识不同，可能会形成一些对城市建设不利的局面。 如按照城市规划应当征用的土地因价格问题征购不了，而在规划区外的土地因农民要求较低又实行了征用，那么城市建设就是一盘散沙。 如果碰到农民漫天要价，则无法进行城市建设。以笔者亲身经历，在一次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的旧城改造当中，曾经开出了1330元／平方米(合88万元／亩)的天价征用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而农民仍不满意，最后还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才使工程得以进行。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目前征地当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适当提高征地标准。目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征地简单地以亩产两季水稻和一季麦子的价值，作为计算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依据，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应该以被征地区域的土地实际产出率(含经济作物等)为基础，制定出合理的补偿标准，以减少征地过程中的阻力。 ——加强对征地补偿费用的管理。严格禁止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用的截流、挪用、违法分配，加强对征地补偿费用的监控力度，防止征地补偿资金流失。 ——切实作好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针对农民个体的多样性，应该采取多种渠道，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的安置，确保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对有工作、经商能力，希望货币安置的，给予货币安置；对欠缺劳动能力的，采取社会保障等方式安置；对需要留地进行建设的，按规定留出部分土地予以安置。 采取上述措施对原有的征地措施是一种完善，而不是完全的改变，国家因为建设需要征用土地，要立足于“征”，使之具有强制力，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适当的修改原有制度中的不足，是可以考虑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保护了部分农民的“利益”而影响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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