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被称为“微博版”、“微信版”的地方“国五条”落地之后，上半年最大的政策悬念终于落地。中央“国五条”明确指示各地方可依据自身情况细化之后，我们看到，动真招的只有京版国五条，严收20%交易税、限制单身人口购房指标等，而其他省市除上海明确第三套房不贷款外，大多只是“一句话”表述。
为何北京版“国五条”最为严厉？或许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表明北京的问题所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北京“城六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37人，超过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大伦敦(每平方公里5437人)和东京(每平方公里5984人)。
北京已然成为严重超载的大巴，“十二五”规划明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一是让大城市起到“拉邦带”，“小兄弟们”沾沾光，另一方面是周围城市的兴起，可以起到反哺作用，缓解大城市人口承载压力。作为城市化扩张的首要标志，一线城市十年前的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在33%以上，而现在仅有9%，无论是北京、上海，每年卖出的土地都不断大幅减少。
然而，高铁修了，公路也连接上了，但是“环北京城市群”像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光环，在平常日子里，人们对于所谓周边城市群的想象仍旧停留在“河间驴肉火烧”、“香河铝合金门窗”的具体物件上，那里的人们可以开着“三轮车”进来，但是鲜有人愿意坐着高铁出去。
城市化是什么？先有了“市”，才能有城，然而，政绩工程与GDP主义结出的果实却是，先有“城”，再养“市”，问题“市”岂是能通过行政管制“管”出来的吗？“市者，买卖之所也。”简单地说，就是你情我愿，浙江的义乌就是针头线脑，三毛五毛这样自然形成的。正是体制的放养，才有义乌的机会，而义乌的生长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必然不是某一位领导任期内可以养熟的桃子。义乌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已。
更多的资源，医疗、教育，何尝不是在行政管制之下，宁愿聚集在中心城市，不愿下走乡野。如果新区新城，仅仅是大建筑群与大广场，而民生、民需的诸多选项，均有牌照管制，无法放养，廊坊、固安、燕郊何时才能有好医院、好学校、好产业？按照目前施行的按照省级(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5级划分的城市逐级管理体制，大城市拥有对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权，然后再逐级向下分配，可想而知，到小县城时，还能剩多少资源。
回头再看“国五条”，一方面因为大城市人太多，不断提高买房门槛，一方面周边城市，却无法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其结果必然是，大城市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可买的房越来越少，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中，价格走向可想而知。
这就是“国五条”的可见前景，如果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服务商业等等一系列配套总是不能改进，小城市的“国五条”再宽松、地方政府的优惠条件再大，也难以聚拢人气。反之，大城市，限制得再严，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涌向这里。只有确保资源得以更加公平的均衡分布，突破公共资源受制于行政等级管制的樊篱，让县乡镇真正可以分得民生所需、民生所盼的公共服务，这才是解决北京房价问题，甚至也是解决北京环境问题的真正方式。
为何北京版“国五条”最为严厉？或许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表明北京的问题所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北京“城六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37人，超过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大伦敦(每平方公里5437人)和东京(每平方公里5984人)。
北京已然成为严重超载的大巴，“十二五”规划明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一是让大城市起到“拉邦带”，“小兄弟们”沾沾光，另一方面是周围城市的兴起，可以起到反哺作用，缓解大城市人口承载压力。作为城市化扩张的首要标志，一线城市十年前的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在33%以上，而现在仅有9%，无论是北京、上海，每年卖出的土地都不断大幅减少。
然而，高铁修了，公路也连接上了，但是“环北京城市群”像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光环，在平常日子里，人们对于所谓周边城市群的想象仍旧停留在“河间驴肉火烧”、“香河铝合金门窗”的具体物件上，那里的人们可以开着“三轮车”进来，但是鲜有人愿意坐着高铁出去。
城市化是什么？先有了“市”，才能有城，然而，政绩工程与GDP主义结出的果实却是，先有“城”，再养“市”，问题“市”岂是能通过行政管制“管”出来的吗？“市者，买卖之所也。”简单地说，就是你情我愿，浙江的义乌就是针头线脑，三毛五毛这样自然形成的。正是体制的放养，才有义乌的机会，而义乌的生长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必然不是某一位领导任期内可以养熟的桃子。义乌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已。
更多的资源，医疗、教育，何尝不是在行政管制之下，宁愿聚集在中心城市，不愿下走乡野。如果新区新城，仅仅是大建筑群与大广场，而民生、民需的诸多选项，均有牌照管制，无法放养，廊坊、固安、燕郊何时才能有好医院、好学校、好产业？按照目前施行的按照省级(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5级划分的城市逐级管理体制，大城市拥有对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权，然后再逐级向下分配，可想而知，到小县城时，还能剩多少资源。
回头再看“国五条”，一方面因为大城市人太多，不断提高买房门槛，一方面周边城市，却无法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其结果必然是，大城市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可买的房越来越少，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中，价格走向可想而知。
这就是“国五条”的可见前景，如果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服务商业等等一系列配套总是不能改进，小城市的“国五条”再宽松、地方政府的优惠条件再大，也难以聚拢人气。反之，大城市，限制得再严，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涌向这里。只有确保资源得以更加公平的均衡分布，突破公共资源受制于行政等级管制的樊篱，让县乡镇真正可以分得民生所需、民生所盼的公共服务，这才是解决北京房价问题，甚至也是解决北京环境问题的真正方式。
